《Sample》第七期「你无法到达的地方」莫瑞蒂的文学绘图学:小说的抽象形式与远观模型

作者: 时间:2020-06-10线上运动299人已围观

原文刊于《Sample》第七期「你无法到达的地方」

谈起文学中的地理,我最记得黄碧云在《微喜重行》中,随着兄妹年纪渐长,所行历的地方越来越多,所相隔的距离也越来越阔:从两人于尖沙咀穿街过巷,到重洋相隔,生死两茫茫。在香港文学、电影之中,地景描写往往是情感渲染的重要来源,过去的描写、再现渐渐累积,成为一时一地的回忆。又或物是人非,移山填海,重建拆卸,幽灵萦绕不散,应该在的地方不在,应该在的人不在。

然而假如我们将这些相遇都画成地图呢?从地景过渡到地图,我们会否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意大利文学研究学者法兰高.莫瑞蒂(Franco Moretti)正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他透过将文学作品里面提过的地方串起、画成图表,观察某地居民的生活状态,或看一个地方的故事怎样在不同的文化中持续演变。在任史丹福大学教授期间,他更创立了「文学实验室」(Lit Lab),专注数码人文学,画各种各样奇怪,但充满冒险精神的图表。如果我们学习他的绘图学,说不定就会掌握到午夜后仍在尖沙咀流连的男男女女,他们爱慾流动的方向与节奏。

文学绘图学的目光:抽象形式

不少人以为,莫瑞蒂的文学绘图视角在较后期才出现,然而从他两本在八十年代译成英文的着作,已经可以看到他图像化思考的倾向。这两本书分别是1983年出版的Signs Taken For Wonder: O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ry Text,以及1987年的The Way of the World: The Bildungsroman in European Culture。早期,莫瑞蒂受年鉴学派影响,将地理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糅合,研究文学类型里的「象徵形式」(symbolic form)。

象徵形式与类型论息息相关。类型论与作者论同为基本的文本分析方法。然而,长久以来,无论电影还是文学,类型论都与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文化工业脱离不了关係:公式化的结构,并未挑战读者对世界认知的既有看法。被冠以类型文学的作品,通常都被看低一线──类型文学看成娱乐,严肃文学则可当为品味、教养。

莫瑞蒂认为,文学历史书写也轻视类型论,但原因有点不一样。以《玫瑰的名字》一书为例,我们会形容为「安伯托.艾可的着作」,却甚少将它看成「推理/侦探小说」。究其原因,文学批评常会把作者论看成活生生的、具弹性的、更能反映生命变动的研究方法论。少数能够融和作者论的批评用语,例如「複调」、「互文性」等,则被想像成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一部文学杰作则多数被想像为超越历史、政治的断裂,甚至超越作者本身,成为文学史上的奇点。

相反,类型论由于涉及对文学作品表现出来的特徵抽象化、简化,因此常常被视为死板的、扼杀生命力的研究方法论。[1]莫瑞蒂却将文学类型中不断重複的「象徵形式」视为真正具社会意义的部分:它的稳定性正正反映某时某地社会的共识。

「象徵形式」的概念,本身也有几何学的根源。图意学宗师潘诺夫斯基(Ervin Panofsky)在《透视法作为象徵形式》(Perspective as Symbolic Form)中指出,透视法经过一系列的几何学假设,将所有实质看得到的图像转换成立体透视图。在这个转换过程中,透视法以具系统性,却又将图像的要素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排列、形构、再现,这种转换方式就被称为「象徵形式」。莫瑞蒂则借用他的看法,将文学把生活情景的转化亦视为「象徵形式」的形态之一。换而言之,「象徵形式」指的不单单是内容,而是包括安排内容的方法。

莫瑞蒂这裏为甚幺要提「象徵形式」呢?它与类型的分别在哪里呢?类型未必是种「象徵形式」。类型有时是表示历史时间的标记,有时是市场推广所需要的口号。某些类型标籤未必具有将生活经验透视、重组、转化的文学形式,亦因此它必须与「象徵形式」作出分割:他提及「二战后文学」在类型论上可能有一定作用,但由于这个标籤太过笼统,各国受二战的影响亦不相同,因此这并不具备像透视法般较完整地将生活经验转化为文学。而莫瑞蒂则会选择部分与布局谋篇、题材内容更为有关的类型,如「侦探小说」,又或者「教养小说」(Bildungsromans),以作为分析的类型标籤,抽出当中的「几何学转换」方法。

细读与远读:阅读的比例尺

除了「几何学转换」之外,观看的距离也非常重要。观看地图的时候,随着比例尺越来越大,我们希望从当中观测到的东西亦应该不同,所省略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如果我们打算从世界地图上找出香港的某个地区,一定是搞错规模了。将同样的类比放在世界文学的图景之上,也就应该有相应的调适。因此,莫瑞蒂在2000年于《新左派评论》发表的“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就提出了阅读距离的问题:当中他重新定义「世界文学」应该要问的问题,以及因而产生那阅读距离的改变。

他首先提出,「世界文学」并非量的问题,单靠细读(close reading)多几本不同地方的文学作品,也不可能称作「世界文学」的研究。他提出远读(distant reading)的主张:各种不同的远读法也是他第二阶段研究的重点。[2]他指出:

文学史应该是不同人研究的拼贴,甚至任何原典都不读……对构建「世界文学」的野心应该与阅读的距离成正比:越接近「世界文学」,与原典的距离理应越大……远读是我们获得知识的条件:这可以让我们关注比文本更大,或更小的单元:例如装置、主题、理念──甚至类型或系统等。在这些探索中,文本会消失。

换而言之,文学地图的比例尺亦即是我们与文本之间的阅读距离,与我们在「XX文学」的基础上提出的问题息息相关。事实上,莫瑞蒂曾于1998年写了Altas of the European Novel, 1800-1900,可视为比例尺较大,而涵盖範围相对较小的先行尝试。

文学绘图法的进路:历史与演化

当我们有了文学地图的目光,不再拘泥于个别文本,将文学里面的线索、将文本之间的联繫图像化,绘成地图或图表,究竟会带来甚幺新可能呢?它又可以为我们提出甚幺新问题?

在莫瑞蒂2006年发表实验性的方法学着作Graphs, Maps and Trees: An Abstract Model for a Literary History中,他将英国作家Mary Mitford写的五本乡村故事Our Village当中形容过的地景转化成两种不同的图表。Our Village围绕现今于剑桥郡的小乡村Helpston写成。莫瑞蒂的绘图,显示出阅读文本时不容易察觉的东西。莫瑞蒂在乡村地图上加上同心圆图,展现小说情节于乡村发生的区域,由此表示自然形成的聚落型生活文化的空间安排,以及城市化、仕绅化之后出现的空间再分工,从而以地图表示Helpston在十九世纪初圈地运动前后的,整个村落的「城市化」及越趋清晰的边界。

席捲欧洲的圈地运动,同时伴随欧洲民族国家形成、重商主义的国家政策,以及工业革命的形成。在第一本故事中,自然形成的聚落意味着每个人都倾向住近中心(因此形成同心圆),中央作为最主要的社交以及交易场地。在第三卷之后,故事中提及的地点越来越多,甚至出现六十英里外的故事情节。莫瑞蒂将故事出现过的地点按比例画出,我们会看到1824年到1832年的改变,生活事件点之间相隔越来越阔,越来越分散,意味着传统聚落型生活文化的消亡,以及村人移动的距离越来越远,看起来不就像香港开发新市镇后出现的通勤,新市镇内的空间重组,以及城市之间的密切联繫吗?

莫瑞蒂同时亦将Mitford的文学地图与另外两组地图并置阅读,两组地图分别来自苏格兰政治小说作家John Galt的Annals of the Parish,以及德国作家Berthold Auerbach的Black Forest Village Stories。两个人的作品中,故事发生的地点出现更多与圆心相距甚远的地方,如监狱、军队、司法机构等等,象徵着中央集权政府的出现,乡村地区自治等生活模式的消失。

透过跨文本阅读文学地图,从而归纳历史。这种文学绘图法的精髓,正是宣称「地理是空间中的历史」,意识形态在地图中显现,各种规律逐渐形成。然而在这种观察中,最重要的不是地图,或者个别地点的位置,而是各种位置所构成的关係。当我们将地图简化,只留下各种以不同方式排列的点,就会观察到各种建筑物、生活行动的关係。这种关係亦正正是历史中各种驱力的图表:我们从A点去到B点找食物,但A点到B点最短距离的路已被围栏封起,人就会选择预先建设好的路移动,而这点亦会反映在文学之中。

世界文学史的构成

第二种较为抽象的绘图法则是上面提过的「世界文学」史的构成。从前文提及的“Conjectures”,到后来他再加以归纳的“Modern European Literature: A Geographical Sketch”里面,欧洲文学对他而言本身就不是固定的实体,而是有着自己历史流变的聚合体。[3]然而,他认为难以否定的是,现代主义文学本身就有英、法两国的帝国主义的根源,没有帝国主义就没有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小说这形式)。但起源并不代表它最重要,又或者永远不能脱离这种象徵形式。

当「欧洲文学」的框架搬到亚洲文学(“Conjectures”一文中以日本、印度为例),莫瑞蒂并不讳言说他并不能确定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引介柄谷行人时提及的「外来的形式,本地的内容」。但他认为我们不妨作这方面的实验,以这断言作为实验的假设。他翻查不少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评论,大多都同意演变至现代文学的过程中,利用外来形式的创作填入本土的内容的实验,内容与形式本身的张力产生内爆,产生了很多诸如魔幻写实主义文学的出现,莫瑞蒂断言此已经是欧洲文学形式的最后动力。

而在这类绘图实验中比较有趣的,就要数他在史丹福大学创办文学实验室后,于2011年发表的“Network Theory, Plot Analysis”。他透过比对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马克白》,狄更斯的《我们共同的朋友》与《红楼梦》里面的角色关係,[4]再探两种文化怎样看待教养小说──他将《红楼梦》看成教养小说本身就具实验性。他首先将人物关係以网络图的方式画出,然后尝试理解,在中国这种独特的「关係文化」里面贾宝玉如何成长。当中最有趣的问题是:在章节的规模上,以及在整本书的规模上,我们怎样看得出《红楼梦》在反映「关係文化」中那种有意识的交往,以及互惠互利的关係。

必须要强调的是,此文章未能穷尽莫瑞蒂将文学转为地图,或拓扑学图表之后的所有新可能。莫瑞蒂更希望带出的是:故事人物、地点等的关係可视化(visualization)可否让我们更容易观测得到上文提及过象徵形式的流变。至少,莫瑞蒂的实验显示了,比起单单研究文本,将作品视觉化,选取适当的图表呈现,足以提供另一种角度去走入文学,归纳出可以与其他作品对照参考的模型,甚至建构出一套「世界文学」的想像。如此便知道了,懂得选取适当的视角、尺度、模型去加以对比观照,就正正见出文学研究者的功力所在。

注释

[1] 在Sign Taken for Wonder一书最后,他为类型加上弹性去应对死板的指控:类型本身就视乎历史、意识形态的语境才可以定夺其意思。这个定义也因此与「象徵形式」有了区隔。

[2] 在英文,close与distant同为距离用语,但他们的翻译「细读」与「远读」则没有这种距离感,此作一注说明。

[3] 由于析述过于複杂,此处不赘。「欧洲文学」乃是莫瑞蒂希望推进的文学研究的历史前设(或史观),与世界文学绘图术并不直接相关,此处集中讨论他对于东西文学交换与实验性研究的看法。

[4] 严格而言,这个比较并不完全符合他在Modern European Literature: A Geographical Sketch提到的帝国主义-现代主义文学传播的框架。虽然莎士比亚于十七世纪就完成这些剧本,莎士比亚文学亦象徵着英帝国主义的文化计划。但这没证据显示《红楼梦》受莎士比亚影响,但我们可以把这看成远读的实验,看看东西对于教养小说这种极具社会功能的文学怎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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