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le》第七期「你无法到达的地方」摇摆不定的海盗之船

作者: 时间:2020-06-10线上运动612人已围观

于现代人眼中,海盗似乎有一种浪漫、热血的形象,单从各类影视娱乐,则可见证海盗历久不衰、时时变动的身影。另一边厢,彷彿带有古老意味的海盗,却仍然于广大的海面上肆虐,除了恶名昭彰的索马里海盗,诸如东南亚等海域上依旧有不少海盗出没,劫掠货船。

海盗一方面在荧幕上大放异彩,显得肆无忌惮,另一方面却又潜伏于暗角,伺机而动。为何海盗会有这样模稜两可的身分?海盗的嬗变如何导入我们今日对他们的理解?不妨就从海盗的远古起源说起,借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法制,检视海盗对法律的挑战,了解他们变幻的影响力。

海盗之名:全民公敌

海盗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早于古希腊时代已有记载。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就曾在《论法的精神》中宣称:「第一批希腊人全部都是海盗。」有趣的是,以好客之道闻名的希腊人,竟然会打劫远道而来的客人。按照 Auguste Jardé 于 The Formation of the Greek People 的说法,海盗行为是会受到谴责的,但只限于打劫公民的情况下,如果对象是外地人,海盗行为则是合法正当的,与打猎、捕渔等谋生方法并无二致。

然而,到了古典时代,海盗行为则已受法律惩治,与持械行劫及土匪行为同等,为人唾弃,海盗退至希腊、罗马司法权的边陲位置。及至古罗马时代,就有政治家将海盗称呼为「全民公敌」(common enemy of all),后来更演化成「人类公敌」(enemy of the human species)。为何仅在海上进行不法勾当的海盗,竟会获得如此严厉的污名?这种解读,又将为后世带来甚幺影响?

在 The Enemy of All: Piracy and the Law of Nations 中,Daniel Heller-Roazen 就阐述了海盗于法制上一直演变的身影,从而展示了其演化过程。古罗马律法以鉅细靡遗着称,其中就把敌人区分成两种,一种是私敌(inimicus),另一种则是公共领域上的敌人(hostis)。前者只属私怨,是两个罗马公民之间的斗争。后者 hostis 一字,按照语言学家邦弗尼斯特的研究,则与外地人相关,而且会视对方为拥有与罗马公民相同权利的人。如此一来,这种敌人是与自己具有同等地位的。当统治者向另一国的统治者宣称,就等同一个民族向另一民族宣战,国邦内所有公民都与对方的公民成为敌人。这种正统的战争受法律约束,是整体对整体的公共斗争,各有权利,也就可以进行宣战停战、签署和平条约等法律行为。

没有国邦、政府的海盗,则难以在这套法律下被承认。海盗被视为不法的敌人,因为当人民变成海盗之际,他也同样抛弃了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处于法制之外,无法计算在内。海盗所作的勾当,既不属于公民之间的私敌层面,也非国族之间的公共层面,因而落在尴尬的位置。同时,因为抢劫会横越诸个国界,也不受法律规管,可视作危害所有国家的安全,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就认为,「所有的国家都拥有制裁他们的权利,而藉此权利,国家可以从他们当中去除这些人类物种的野蛮怪物。」海盗行劫,并不针对仅仅一人,不能算作普通罪犯,偏偏他们也不能从属于法律规定下的对等敌人。无可归类的海盗,就此被贬作「人类公敌」,人人得以诛之;比起伤天害理,问题倒更是在于他们浮动而超出法制分类的身分。

海洋与领土

除了海盗法律上的身分以外,海盗赖以为生的海洋同样衍生出不少问题。作为古典时代中最为系统化的法制,古罗马律法对物件也有仔细分类,其中将不可为人所拥有的物件分作几类,其一是属于神圣法下的物件,如寺庙、神殿,只能从属于神祇,其二是属于罗马人民的公共物件,其三则是既不属神也不属人的自然物件,由所有生物(包括动物与人类)所共有。

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典》中的「学说彙纂」,就收录了一位法学家的表述:「按照自然法,以下这些物件是共有的:空气、流水、海洋,以及因海洋而计算在内的海岸。」除却空气以外,显然这些物件都是以海洋为原形的,相对的当然是陆上建国的罗马帝国了。陆地上可以精确测量的国界,面对无法掌握的广阔大海,中间就只有一条游移不定的界线──海岸──可以决定法律的界限,从而划定自然与人各自的领域。

不料,这一个分界也诱发了不少后续的法律问题。海岸是公共地方,抑或如海一般不能为人所拥有?海岸线又如何界定,何处属人,何处属自然?法学家各有解法,但在「学说彙纂」中,答案可算一致:「海岸延伸至冬天潮涨的最高点。」直至 1973 年,这一套理解依然是法国用以决定地中海沿岸海岸线的方法。因此,古罗马的法学家并不是以领土去下定义,反而是从海洋看向陆地的视角,以浮动的海水决定界线。然而,当潮水退去,季节不是冬季之时,领土与海洋之间就会开出一方未被法律定名的土地,于这一个问题上,法学家又认为只要人能够在这里立起建筑,就可以暂时索取拥有权,而这又与城市的永久拥有权不同,建筑物一倒塌,海岸又一次变得无人拥有。

海洋的法律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海与地之间的界线,正是一道门槛,可以被跨越,同时也可复归。对于水手而言,把货物从陆地移动到船上,就等同将货物从一个可以确认货物拥有权的地方,移至一个无法声称所有权的领域。对于海盗而言,他们就可以活用这一道法律界线,转移一些再难以指称谁属的货物,随后将之插入到另一处的经济活动之中。如是,海盗正是横跨界域的人员,管理门阈,对于四面环海的罗马而言,是教人头痛又不可或缺的存在。

于海上游移的海盗

海盗被称作「人类公敌」,各国政府彷彿亟欲根除,正如 1856 年欧洲七国政府代表签署巴黎条约,结束克里米亚战争时,也同时签署了《巴黎会议关于海上若干原则的宣言》,处理海战时国际海事法的重要问题,宣言第一项就开宗明义:「私掠将被废除,而且维持如是。」然而,将这个问题带上国际层面,其实正正标示出一个事实,海盗的身分实在游移不定。

在《奥德赛》与《伊利亚特》当中,主人公奥德修斯看似英雄,但他战时的行为着实与海盗无异。如前所述,古希腊人认为,抢掠外地人并不算作坏事。到了中世纪,两个词渐渐就分了家,海盗(pirates)依然为自身利益出航,另一个词 corsair 却又悄悄现身,表示那些获政府支持、抢掠敌国财产的私人船只。行为上,两者可说并无分别,后者不过是某国政府为了打击外敌而调配使用的佣兵类人员。只要得到政府授权的信件,就能以船队横跨国境,登上敌国的船只搜掠。单单是获得授权,竟就使同样的掠夺行为显得出师有名,甚至合乎法律。前文提到的沃尔夫,就勾勒出这种私掠船的特性,正是「以私人的手段,发动公共而非私人的战争」。

相对于正当发起的战争,私掠船的战争大有不同,Peter Earle 就指出那是「无始无终的,是一场永恆的战争」。永续而常驻,全面而普及,私掠船并无休战的概念(私人无法签署和约),也没有人能採取中立的位置(一切民众均有机会受害)。因此,与私掠船相关的战事,渐渐与由国家掀起的战争有了分别。另一方面,由私掠船所引起的问题也无日无止,弊多于利,促使各国终于在 1856 年决定严格废除私掠行为,签署《巴黎会议关于海上若干原则的宣言》。美国曾一度反对宣言内容,不过数年之后,南北战争爆发,美国又要求英国及法国将南方邦联的私掠船视为海盗。渐渐,私掠船就不再为历史所容。

虽然私掠船被正式取缔,传统意义上的海盗却依然在海上肆虐,劫掠依旧发生。即使许多人认为海盗悄悄息微,他们的影响力却显然未止于此,这些「全民公敌」、「人类公敌」始终潜伏于暗角,更在现代的国际法之中刻划了不可忽视的位置,更确切地说,他们恰恰在法律上标明了,人类与人性的反面。

人类的反面

问题倒是,何谓人类(humanity)?如何看待整个物种?今日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类概念,历史原来并不悠长。所有关乎人权、人道主义的理解,其实统统植根于这一个位置:人类作为一种普遍概念。

按 Heller-Roazen 的研究,古罗马的律法有两种指称人的词,分别是 persona 和 homo。对于古罗马的法学家而言,persona(或 persons)所指的是法律框架下,一个人所拥有的头衔、权利和特权,比如人作为拥有者、继承人、被告等的身分,与其名号、法律地位相关;homo(或 human being)所指的,仅仅是那一个人,他的物质构成,基本上与法律无关。由此可见,当时并未有泛指人类的概念,又或者那只是在法律出现之前,凡人自然就共有的元素,因此也无法收入罗马法三大分支自然法、国际法与自然法的其一。

后来,至 1612 年,经院哲学家 Francisco Suárez 因为基督教的缘故,在着作 On Laws 中论述人类物种的统一性,藉以建立将所有人类收归于一的共同体,这才首次有了泛指人类共同体的理解。及后,1749 年,沃尔夫又认为,正如基督徒都会爱邻人如己,国家也应爱护其他国家,即使双方互相敌对,他就将之表述为「人类的义务」。另一位法学家瓦特尔也认同这种理解,认为国家应该相互帮助,遭遇天灾、受强敌以不法之名入侵等情况下,其他国家应当予以援助。于是,到了十八 世纪末,人类(humanity)的概念已经进驻法律理论的中心位置。

不过,随着这个概念的设立,也诱来反面的结果。Humanity 一词,变成了辩术的有效工具,因为被驳斥的一方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非人(inhumanity)的一方。正如法国大革命后,罗伯斯比尔于 1792 年 12 月 3 日国王路易十六的审讯上发言,要求国民公会视路易十六为「法国的叛国者、人类的危害者」。及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也将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屠杀,称为「危害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危害人类的罪名,首次进入国际法律的史册,并于纽伦堡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中用以起诉纳粹德国。

随着法律演变发展,人类的概念逐步紥根,成为正当理由,变为国家之间公共冲突的重要词,本来退居边缘的海盗却又因而重回舞台,成为「人类公敌」的代表人物。如是,海盗正好表述了一个诡异的位置:一些非人的人、被撇除于大众以外的小众,一直迫使人与非人的界线在不同的计量中重划又重划;人类,总是与自身有所分歧,範畴的划分正是问题癥结。

于液态的线上游走

海盗载浮载沉,在历史的洪流中起起落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人们以为海盗行将息微,随着私掠船被废止,科技发展使航行变得安全,废除奴隶制度使海盗难以靠贩卖人口糊口,海面变得相对安全。然而,海盗并未死绝,反在全球化贸易盛行的今日,再一次扬帆而出。

今日约九成的货物,均是以海路运输的,在海盗眼里显然是无尽的商机。在阿拉伯海、东南亚海域以及非洲西岸及东岸对外,海盗劫掠事件随年倍增。自 1984 年起,美国的国际海事组织每月均会公布海盗事件及持械行劫船的数据,1984 年全球共五十宗事件,于 1995 年后则大辐上升,每年逾一百宗,2011 年高峰达 544 宗,不跌反升。然而,这些事件鲜会受到媒体报导,因为海盗出没之处,不是富庶国家的海域,而且抢掠的货物相对并不昂贵,也不如从前的海盗那样意气风发。海盗的行为也悄悄转移,在网络发达的年代成为「盗版」,指称资讯的不当传输。

海盗的形象一直转变,在液态的线上游移,甚至成为了大众娱乐的一部分,牵繫许多人的想像。「人民公敌」的污名似乎已经不再存在,甚至早已浪漫化成自由不羁的代表。但是,这并不意味海盗的危险性经已消散,他们只是潜行到法律的条文之中,从古希腊开始一路上划,于文明发展的边陲与人并肩而行,默默提示人与非人的界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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