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承认自己是耶鲁学生,因为不想成为叛徒!

作者: 时间:2020-07-11W生活港324人已围观

拒绝承认自己是耶鲁学生,因为不想成为叛徒!

进行第一轮大学申请时,我根本没有申请普遍被视为「顶尖三校」的耶鲁、哈佛和史丹佛,因为觉得自己不可能有机会。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根本没差,逕自认定所有律师都能找到好工作。我只要想办法申请上一间学校,之后就会一帆风顺:一份令人敬重的工作、一份好薪水,并完成所谓的美国梦。然后我最好的朋友戴瑞尔在华盛顿特区撞见一位法学院同学,她在一间热门餐厅当清桌子的杂工,因为那是她唯一能找到的工作。于是第二轮申请时,我决定试试看耶鲁。

我没有申请史丹佛,那是我们国家最棒的学校之一。如果想了解原因,就要明白我过往学到的一个人生教训就是:人生往往事与愿违。史丹佛大学的申请资料不只包括一般常见的大学成绩单、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成绩和短文写作,还需要你的大学学院院长签名:你得交上一份包括学院院长签名的申请书以证明你不是个失败者。

我不认识我在俄亥俄州大学就读时的院长,毕竟学校很大。我相信她是个好人,而且那份需要签名的申请表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但我就是开不了口。我从没见过这个人,也没上过她开的课,最重要的是,我不信任她。无论她拥有多少美德,概念上而言就是个外人。我选择为我写推荐函的都是信任的教授,我几乎每天上他们的课、考他们的试,或者为他们写报告。这里所有人为我提供了极佳的教育及人生经验,我爱这间大学,但我不可能把命运交到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手里。我曾试图说服自己,甚至将表格印出来后带去学校,但到了最后关头,我还是把表格揉了丢进垃圾桶。显然杰德‧凡斯是不可能上史丹佛大学了。

我决定把耶鲁当作第一志愿。那里有种迷人魅力,透过小班制和特别的评分系统,耶鲁声称能以最少的压力给学生最多的就业机会。不过里头大部分学生都来自菁英私立大学,而不是我这种来自州立大学的家伙,所以我本来觉得没有机会,但还是提交了相对容易处理的线上申请表。然后在二○一○年一个早春的午后,电话响了,萤幕上显示的是少见的区码203。我接了电话,对方自我介绍是耶鲁法学院的招生部长,并表示我已经被录取为二〇一三级新生。那通电话只有三分钟,但我从头到尾都兴奋地跳来跳去,于是挂掉电话时气喘吁吁,之后接到我电话的小阿姨还以为我出了车祸。

我知道读耶鲁会让我累积至少二十万债务,但还是一心想去。不过耶鲁提供的补助方案完全超出我的预期,光是第一年的费用就几乎全免,不是因为我有什幺特殊成就或潜力,纯粹因为我是学校最贫困的学生之一。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因为破产得到好处。耶鲁不只是我梦想中的学校,在所有的选项中也最便宜。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最近曾有报导指出一个矛盾现象:低收入户学生去读学费最贵的学校反而最省钱。举例来说,要是一名学生的家长每年赚三万美金,这收入不算多,但也称不上穷,当他打算去读威斯康辛大学某个不怎幺顶尖的分校时,必须付出一万美金的费用,但如果读的是最顶尖的麦迪逊分校,则只需支付六千美金。如果在哈佛,那名学生只需要支付原本四万美金学费中的一千三百美金。不过像我这样的孩子不会知道这种事。我的好兄弟奈特是我认识最聪明的人之一,他本来想去读芝加哥大学,却因为觉得付不起学费没有申请。但其实那里的学费会比他去读俄亥俄州立大学还要少很多,正如同我去读耶鲁得花的钱少于任何其它学校。

接下来几个月我都在準备出发耶鲁。我的阿姨和舅舅的朋友为我找了那份地砖经销公司的工作,我于是整个夏天都待在那里驾驶叉架起货机、準备好即将运送的地砖,以及清扫巨大的仓库。等夏天过去时,我已经存了足够搬去纽黑文的钱。

那次离开中央镇的感觉和之前都完全不同。去海军陆战队的集中营受训时,我知道自已一定会常返乡探望,甚至可能因此延长待在家乡的时间(确实如此)。因为有过四年服役经验,去哥伦布市读大学似乎不算什幺大事,关于搬离中央镇这件事,我称得上专家,虽然每次都有些难受,但这次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不介意,因为在中央镇已经没有之前那种归属感了。

进入耶鲁大学第一天,走廊上贴了一张前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即将前来造访的海报。我简直不敢相信:这边才几十个学生,英国首相要来对我们演讲?如果他来俄亥俄州,至少会有一千名听众塞满大礼堂。「对呀,他一天到晚跑来耶鲁演讲,」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儿子是这里的大学生。」过了几天,我转弯打算进入法学院时差点撞到一个男人,我立刻说「不好意思」,抬头发现对方是纽约市长乔治.派塔基(George Pataki)。这种事情至少每週会发生一次,耶鲁法学院根本就像书呆子的好莱坞,我总觉得自己像个惊喜连连的观光客。

耶鲁法学院的第一学期并不为难学生。我就读其它法学院的朋友埋首于大量课业,严苛的评分系统也让他们必须立刻将同学视为竞争对手,但我们的院长在新生介绍时就希望我们不要一股劲想着未来,而是先追求自己的热情。我们的前四堂课的评分标準仅有「及格╱不及格」,堪称轻鬆,其中一堂课是只有十六名学生的宪法讨论课,班上同学后来都像我的家人。我们自称「孤岛上一群落单的玩具」:来自阿帕拉契山区的保守乡巴佬、家长为印度移民的超聪明女孩、至少有过十年「社会大学经验」的加拿大黑人、来自凤凰城的神经学家、出生于耶鲁校园附近的热血民权律师、具有绝佳幽默感的女同志……虽然所有人的背景都大不相同,但最后都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我在耶鲁第一年的生活非常紧凑,但令人愉快。我一直都是个美国历史迷,而校园里许多建筑的历史都能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之前,我偶尔会在校园内漫步,寻找那些标明建筑年代的介绍牌。那些美丽的建筑都是新歌德风的高耸杰作,内部的精緻石刻与木质饰条更是几乎让法学院带有一种中世纪风情,甚至有人会说我们读的根本是「霍格华兹法学院」。描述这间法学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借用那部奇幻小说。

课程内容很难,偶尔我得在图书馆熬夜,但也没想像中那幺难。一部分的我总觉得自己完了,大家很快就会发现我是个智商很低的骗子,招生部门也会意识到他们犯下大错,诚恳致歉后把我送回中央镇;另一部分的我相信自己没问题,但得加倍努力,毕竟这里聚集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而我可算不上。不过结果并非如此。耶鲁法学院确实有一些绝世天才到处晃荡,但我的大部分同学虽然聪明,但也不至于难以亲近。无论是课堂讨论或考试,我大多应付得不错。

但确实也不能说事事如意。我自认写作技巧不差,但某次面对一名以严厉着称的教授,我交上一篇草草了事的作业,因此得到非常直接的负评,其中一页直接被写了「完全不能看」,另一页则被圈起一大段,并在边缘写了「看起来是一个段落,但内容不过是一堆呕吐物般的句子。修改。」我曾从他人那里听说,这位教授认为耶鲁法学院只该收来自哈佛、耶鲁、史丹佛和普林斯顿等名校毕业生,「我们的工作不是补救教育,而其它学校的学生几乎都需要。」我因此下定决心改变他的想法,学期结束时,他将我的作业评为「绝佳」,并承认自己对州立大学的看法可能错了。随着第一学期接近尾声,我愈显意气风发,首先是因为跟教授相处甚欢,另外还找到一份梦想中的暑假兼差:为一位现任美国参议员的首席律师工作。

然而,儘管生活充满了喜悦与新奇事物,我却对于自己能否在耶鲁找到归属感产生一丝怀疑。我从未想过能够拥有此地的一切。我在家乡时一个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都不认识,是核心家庭中的第一个大学生,甚至是家族中第一位就入专业学院就读的人。我是在二○一○年八月入学,当时最高法院的三位新任大法官中有二位来自耶鲁,最近的六任总统中也有两任从耶鲁毕业,就连当时的国务卿(希拉蕊.柯林顿)也不例外。耶鲁有些奇特的社交仪式,为了累积专业人脉及认识朋友,这里会举办许多鸡尾酒派对及晚宴。我于是跟着同侪「受洗」成为家乡那些人戏称的「菁英」,而且我是个身材高䠷的异性恋白人,外表看起来就是他们的一份子。我这辈子第一次感到如此格格不入。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社会阶级。一项学生研究发现,耶鲁法学院的学生中有超过百分之九十五来自上中产阶级以上,其中大部分就是所谓有钱人,而我显然不属于上中产阶级,当然也不有钱。耶鲁法学院中几乎没有跟我背景类似的人,他们或许外表与我没什幺差距,但无论这些常春藤名校多幺执迷于所谓的「多元文化」,事实是,不管黑人、白人、犹太人、穆斯林或任何一种人,总之都来自从不用担心没钱用的健全家庭。在耶鲁的第一学年刚开始没多久,我和同学一起喝酒到深夜,决定再去一间纽黑文的烤鸡店大吃,最后留下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垃圾:髒盘子、鸡骨、田园沙拉酱和汽水溅得到处都是……,我不忍心让可怜的店员独自清理,所以决定帮忙,十几位同学中只有一位留下来帮我:也是出身贫穷的好友贾莫。之后我告诉贾莫,在这间学校内,大概只有我们做过这种要替别人收拾残局的工作。他沉默点头表示同意。

虽然我的经验跟中央镇的其他人不同,但那里还是让我有归属感。大部分家长都没上过大学,我最好的朋友都经历过或大或小的家族动荡:离婚、再婚、法定分居,或是有个坐牢的父亲。大概只有少数几人的家长是律师、工程师或老师。对姥姥而言,那些人是「有钱人」,但程度有限,我还是觉得我们本质上相同。他们大多住在步行可及的距离,孩子跟我上同样高中,生活方式也大致相同。就算去那些家里有钱的朋友家,我也从未觉得跟他们生活在不同世界。

进入耶鲁法学院后,我就像驾驶着太空船坠毁在奇幻的奥兹国。这里的人们会一本正经地说拥有一个外科医生母亲和工程师父亲的孩子出身于中产家庭。如果在中央镇,年薪十六万美金根本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耶鲁法学院的学生都计画在毕业第一年达成这项目标,有些人甚至还担心这点钱不够用。

我谈的不只是钱的问题,也不是想强调我不够有钱,我想谈的是观点上的落差。就读耶鲁让我生平第一次发现我的背景「引人入胜」,无论教授或同学,似乎都真心对我那看似无聊的人生故事深感兴趣。我读的就是间平庸无奇的公立高中,父母没上大学,童年在俄亥俄州度过,而且认识的所有人几乎都跟我拥有同样背景,但在耶鲁却找不到这样的人。如果回到俄亥俄州,我在海军陆战队的服役经验并不特别,但我在耶鲁的许多朋友却从未见过参加过美国近期战争的人。换句话说,我是这个地方的怪人。

那不完全是件坏事。在耶鲁这间菁英法学院的第一年,我还挺享受自己作为一口南方腔调的海陆退役大兵的身份,但逐渐跟同学成为好友后,我开始对自己有所欺瞒的过往身世感到不安。「我妈是名护士,」我告诉他们,但其实她早就不是了。我其实也不太清楚列在出生证明上的法定父亲的职业,他对我来说就是个陌生人。除了那些在中央镇看过我入学短文的密友之外,没有人清楚那些塑造我个性的真正人生历程,但在耶鲁,我决定有所改变。

我不太确定想这幺做的动力为何,但我想一部份原因是我不再以过去为耻:我父母犯的错不是我的问题,我没有必要躲躲藏藏。但最在意的是如果不说,大家就无法理解外祖父母对我的意义有多大。就连身边最亲近的朋友都不见得明白我的人生少了他们会有多绝望。所以或许,我只是想让他们得到应有的重视。

但还有其它原因。在意识到自己跟耶鲁同学的巨大差异后,我也开始懂得欣赏自己跟家乡人们共享的特质。最重要的是,虽然表面上一帆风顺,我却开始强烈感觉到一种内在矛盾。开学后没多久,我返乡探亲,停在小阿姨家附近的一间加油站加油,离我最近的一名女性工作人员身上穿了件耶鲁T恤,「你读耶鲁吗?」我问。「不是,」她回答,「但我外甥读耶鲁,你也是吗?」我突然不知道该怎幺回答。我的老天,她的外甥竟然读耶鲁?虽然愚蠢,但我就是无法坦率承认。就在她表示外甥就读耶鲁的那一刻开始,我面临了抉择:我究竟是名耶鲁学生呢?还是拥有乡巴佬外祖父母的中央镇孩子?如果是前者,我们可以相谈甚欢,聊聊纽黑文有多美;如果是后者,她和我之间想必会出现一道无形隔阂,我也无法再信任她。我想像在鸡尾酒招待会及时髦晚宴上,她会和外甥一起嘲笑那些粗野的俄亥俄州人,说他们死抓着枪枝和宗教信仰不放。我就是不想跟她站在同一边。于是在那一刻,我尝试进行一种可悲的文化抵抗:「不,我不读耶鲁,但我女朋友是那边的学生。」接着上车离开。

我并不认为那是个光明磊落的选择,但在通往成功的快速道路上,那一刻确实反映了我的内在冲突:我对一个陌生人说谎,只为了不让自己感觉像个叛徒。我其实早就注意到这个事件带来的其中一项教训:与外界长期隔绝的后果之一,就是不只觉得自己无法获得一般认定的成功人生,还将其视为另外一种人的资产。姥姥一直想推翻我的这种心态,某部分而言,她也确实成功了。

另外一项教训是,不只我们社群内的人不停在强化这种心态,试图帮助我们向上流动的场所与其中人们可能也有影响,就像我的教授暗示耶鲁法学院不该收不是来自名校的学生。我们无法量化这些态度对工人阶级造成的影响。不过我们确实知道,美国工人阶级不只更难在经济方面向上流动,就算成功也比较容易落下来。我猜想这种必须将认同抛在身后的不安一定造成了部分影响。社会中的上层阶级如果真想鼓励人们向上流动,就不该只是推动立意良好的政策,而是要真正敞开心胸,去接纳那些有点格格不入的新成员。

我们总是称颂这个社会充满阶级流动的可能,但其中也有缺点。所谓阶级流动代表一个人的生活有所改变,大部分情况是改善,但也有可能变得更糟。你也势必会离过往的生活愈来愈远。过去几年来,我去了巴拿马和英格兰度假、在高档的全食超市(Whole Food)购物,也会去听弦乐团演奏会,甚至在努力戒掉自己对「精緻醣类」的瘾头(那个词彙所包含的项目可多了)。我也开始担心亲友的种族歧视问题。

这些事情本身都没什幺不好,其实大部分都很不错,比如造访英格兰就是我的儿时梦想,少摄取醣类也有益身体健康,但同时也代表社会流动不只跟钱与经济情况有关,还包括了整体生活风格的改变。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不只是有钱有势,生活遵循的也是一整套不同的逻辑。当一个人从工人阶级流动到专业阶级,过往生活风格显得粗俗也就罢了,往往还非常不健康。最让我明显意识到这件事的一次,是我带一位耶鲁的朋友到饼乾桶乡村餐厅用餐,在我小时候,这餐厅简直高档到不行,也是姥姥和我最爱的餐厅。但和耶鲁的朋友一起去时,我只觉得经历了一场油腻的公共卫生危机。

这些其实都不算大问题,就算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仍会为了这份全新人生忍受这些社交上的尴尬与不安。但意识到自己是这个新世界的文化异类后,我开始认真思考一些从青少年时期就无法摆脱的疑问:为什幺我的高中同学都上不了常春藤名校?为什幺跟我类似的人这幺少在美国的菁英组织中出现?为什幺我们的家庭这幺容易出现争端与危机?为什幺我总觉得耶鲁和哈佛之类的学校如此遥不可及?为什幺成功的人就是感觉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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