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le》第七期「你无法到达的地方」建构社区──都市节日与庙宇

作者: 时间:2020-06-10W生活港668人已围观

本文为《渔村变奏︰庙宇、节日与筲箕湾地区历史(18722016)》书序

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维繫于拜祭的对象,所谓血缘或宗族组织,即以祖先为拜祭对象的地域团体,而地缘组织即以神明为拜祭对象的地域团体。这些地域团体透过周期性的社区节日,定期献祭,与社区成员共同分享祖先或神明的庇佑。每次社区节日,都需要重新界定受神明或祖先庇佑的社区成员和地域範围,因此社区节日具有凝聚和分化社区群体的功能,亦是理解社区群体内在结构和外在关係的媒介。由此可见,传统民间宗教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地域社会的性质、结构、内部关係和外部环境及其变迁。然而,以往有关传统节诞的研究,往往集中于香港新界的乡村社会,但对于传统节日于都市的变异,却甚少谈及。

在香港的都市,传统社区节日往往要面对宏观环境的影响,例如社群结构的变动、经济环境和行业的转变,都市化、人口急速流动、地方社会团体的介入和政府文化政策等。这些因素会如何影响社区节日和人群组织呢?城市化对社区传统的节庆带来冲击时,传统的节日与社会组织又如何适应、发展和变异?本书尝试以筲箕湾为例,解答都市化与民间宗教之间的关係。

昔日作为乡村或渔村的筲箕湾,虽然经历急速都市化发展,但该区的传统民间宗教仍然频繁,既有新庙宇落成,社区的巡游活动也依然活跃。为了解读这一现象,本书透过文献的爬梳,包括官方档案、庙宇碑铭、报章等资料,以及在田野上的深度访谈和节诞的参与观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十九世纪以降筲箕湾的庙宇、传统节日及社区组织的互动过程,为我们勾勒出动态、複杂的社区历史。本书的主要贡献,是透过分析筲箕湾的庙宇和节庆,生动地呈现出筲箕湾开埠以来,急促都市化的过程中,人群组织、社区文化的延续和变迁的历史发展过程。

社区庙宇的兴建和重修,社区节诞的延续、废止和重构,往往牵涉到社区群体及有力人士的支持和赞助。因此,历时性分析庙宇兴建和重修的捐献碑刻,往往能发现社群结构的变动。这个变动正是一段很生动、有趣的地方群体兴衰历史,与地区的经济环境和行业转变息息相关。以筲箕湾为例,该区开埠初期以打石为主,先有工业崛起,及后日治时期和战后香港渔业的兴盛,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城市规划,渔民相继上岸定居,积极参与陆上的节诞,这些变化使到地域範围和社群身份界线不断转变,构成筲箕湾独特的文化格局。本书的作者认为,水上族群的参与是筲箕湾具备浓厚民间宗教色彩的重要原因。这个改变在日治时期已见端倪。日治时期日本人大力发展渔业,筲箕湾水上族群的经济实力大为提升,他们重修庙宇、聘请仪式专家进行酬神活动,这一现象与日治时期「三年零八个月」民间宗教几乎停顿的刻板印象,差别颇大。

兴建庙宇或举办节日活动的成功与否,除了社群成员的支持外,往往需要一位精神领袖,或者有魄力的统筹人,本书称之为「民间权威领袖」。这些人不单对节日的实践和诠释有重要的影响,并且往往能破旧立新,推动或复兴民间宗教。由于传统仪式并非一成不变,能不断地被「民间权威领袖」重新诠释、创新和改变,仪式的文化内涵及象徵意义得以重新诠释,适应特定时空的社会变迁。由兴建庙宇到举办节日,由宗教的象徵符号到仪式行为上的变化,本书透过「民间权威领袖」于社区的角色,说明社区多重的社群界限的浮动性、传统节诞仪式的可变性和族群关係的可塑性。「民间权威领袖」扮演一个整合社区不同群体的角色,以及能够利用不用的社会资源、神明信仰、政府政策等将社区不同的社群串联起来,使得他们在社会上有号召力及凝聚力。

此外,地方社会团体的介入和政府文化政策等宏观环境的影响,也为传统文化的活动带来冲击。本书探讨了属于个别社群的文化传统,怎样转变成筲箕湾居民共享的文化资源。以筲箕湾谭公庙为例,早期的祭祀群体主要集中于筲箕湾东,自2011年起,筲箕湾社团联合会先后复办谭公诞巡游、粤剧等活动,同时吸纳了筲箕湾南及筲箕湾西的潮州及广府族群。筲箕湾社团联合会通过谭公诞,成功统合地方不同的社会团体,可见谭公诞有重要的社会政治角色和意义。2012年,谭公贺诞活动得到区议会的赞助,逐渐被认定为东区主要的传统文化活动。谭公诞活动很快成为整个筲箕湾区的文化象徵,同时成为地方社群展现传统文化和自身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庙宇的历史和节庆活动,是理解地方社会、人群组织的重要窗口,而「民间权威领袖」对推动和维护区域的内在网络和文化有莫大的帮助。本书展现了一个理解都市社区的新维度。这种深度的社区研究,可以更全面地了解香港史,也是研究香港史真正的活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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